在加護病房裡，我們常常看著滿牆的監視器，看著跳動的血壓、心輸出量，還有那條熟悉的肺動脈導管波形。對於現代的重症醫師來說，這些數據就像是我們的眼睛，幫我們看穿病人體內風暴的真相。
但如果你把時間倒轉回一九六〇年代，加護病房根本不是這個樣子。
自從一九五二年哥本哈根小兒麻痺大流行之後，全世界的加護病房幾乎就等於「呼吸器病房」。病床旁邊只有龐大的鐵肺或是人工呼吸器，醫師們的任務就是維持病人的呼吸。至於病人的心臟到底打出多少血？血管的阻力有多大？在那個年代，那是一片只能靠猜測的黑暗大陸。
直到英國倫敦 St Thomas' Hospital 的一位年輕醫師 Ronald Bradley，決定提著燈籠走進這片黑暗。
Bradley 是個極度溫和且謙遜的人，但在追求醫學真相時，他卻有一種近乎瘋狂的執著。他受夠了只能在床邊無助地看著休克病人死去。他認為，重症醫學不能只是一味地給氧氣，必須要走向「精準診斷」。
於是，他在醫院裡找來了各種鋼管，自己動手焊接、組裝，打造出了一台世界上絕無僅有的「移動式加護診斷車」（Mobile intensive diagnostic unit）。這是一台極度龐大、笨重、上面掛滿了心導管設備與早期血氣分析儀器的推車。每當醫院裡有病患陷入不明原因的休克，Bradley 就會和他的最佳拍檔、年輕的女醫師 Margaret Branthwaite，吃力地推著這台發出巨大金屬聲響的推車，在醫院的走廊上狂奔。
因為當時休克病人的死亡率實在太高了，當醫院裡的其他人聽到走廊上傳來那沉重的輪子聲時，都會私下半開玩笑地叫他們兩人「死神報死蟲」（The death watch beetles）。彷彿只要這台推車一出現，就代表死神已經站在病床邊了。
面對這些嘲諷，Bradley 從不反駁。他只是安靜地把推車推到床邊，熟練地把極細的導管送進病人的心臟，測量那些從未有人在病床邊測量過的血流動力學數據。
這裡有一個在重症醫學界極少人知道的「冷知識」。
我們現在熟知的「熱水稀釋法」（Thermodilution）測量心輸出量，其實就是 Bradley 和 Branthwaite 率先在人體上成功的。更驚人的是，我們常說 Swan-Ganz 導管是加護病房的聖杯，但其實早在 Jeremy Swan 在海灘上看到帆船氣球的前幾年，Bradley 就已經在權威醫學期刊《Lancet》上發表了用超細的柔軟導管，在沒有 X 光透視的情況下，順著血流漂進肺動脈的技術。
當年 Jeremy Swan 就是讀了 Bradley 的論文，興沖沖地拿著導管去試，結果因為沒有氣球幫忙，導管一直戳到心室壁而失敗。這才有了後來加了氣球的改良版 Swan-Ganz 導管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Ronald Bradley 才是那個真正推開了心臟血流監測大門的引路人。
隨著時間推移，Bradley 推動成立了英國第一個真正的加護病房，他也成為了英國歷史上第一位重症醫學教授。那些曾經嘲笑他推著「死神推車」的人，後來都成了排隊向他請教數據判讀的學生。
在晚年，當各種高科技的非侵入性監視儀器開始普及，當年他發明的那些侵入性導管逐漸退居第二線。但他卻常常提醒年輕醫師，不要過度依賴螢幕上的數字。他最自豪的，不是那些冰冷的機器，而是他被同事戲稱為「Ronometry」（羅恩測量法）的臨床直覺。他總是先用溫柔的眼神，仔細地端詳病人的呼吸、膚色、神情，然後才轉頭去看監視器。
在加護病房待久了，有時候你會覺得，重症醫學其實是一門與死神拔河的藝術。
Ronald Bradley 沒有發明什麼華麗的特效藥，但他用一台笨重吵雜的推車，和那根極細的導管，為我們在死神面前，爭取到了看清戰場的權利。下次當你在病床邊，看著監視器上那些精準的波形時，不妨在心裡對這位英國的重症先驅微笑致意。是他當年推著那台推車，在一片嘲笑與不解中，為全世界的加護病房，迎來了科學與數據的破曉。
Keywords: Ronald Bradley, intensive care medicine, hemodynamic monitoring, Margaret Branthwaite, pulmonary artery catheter, thermodilu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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