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急診室或加護病房值班，常常會遇到一種讓人背脊發涼的場景。
救護車剛送來一個出車禍的年輕人。大腿骨折，意識還算清楚，一直喊痛。年輕的住院醫師看了一眼監視器，收縮壓 110，心跳 120。他鬆了一口氣，在病歷上寫下「生命徵象穩定，心跳偏快可能因疼痛與焦慮所致」，然後轉身去開止痛藥。
但如果這時候，一位有經驗的重症醫師走過來，他只要瞄一眼那組數字，通常會立刻變臉，大喊：「立刻給力全（Fluid resuscitation），聯絡血庫備血，這個病人快要休克了！」
為什麼同樣的數字，在不同醫師眼裡，一個是太平盛世，另一個卻是深淵邊緣？
這牽涉到人體演化出的一個極度完美、卻也極度致命的防禦機制——「代償」。當人體開始大量失血（低血容）時，為了保護大腦和心臟這些核心器官，大腦會下令瘋狂分泌腎上腺素。這些急救荷爾蒙會讓周邊血管劇烈收縮，硬生生地把血壓「撐」在正常範圍。
這是一個善意的謊言。它讓血壓計上的數字看起來很漂亮，但代價是，心臟必須越跳越快才能維持這個假象。等到失血量超過人體極限的三成，代償機制全面崩潰時，收縮壓就會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，呈直線懸崖式墜落。到那個時候，就算神仙下凡，往往也救不回那兵敗如山倒的多重器官衰竭。
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前，全世界的醫生幾乎都被這個「血壓正常」的謊言騙過。大家都在傻傻地等待「血壓掉下來」，才驚覺病人已經休克。
直到一九六七年，瑞士巴塞爾大學（University of Basel）的外科醫師 Martin Allgöwer 與他的同事 C. Burri，決定打破這個危險的迷思。
Allgöwer 可不是普通的外科醫師，他在醫學界有著極高的地位。這裡有個重口味的外科「冷知識」：骨科與創傷外科醫師奉為圭臬的「AO 骨折內固定學派」（AO Foundation），Allgöwer 就是創始元老之一。他太清楚一根斷掉的股骨，可以像一塊巨大的海綿一樣，在肉眼看不見的大腿肌肉裡，默默吸走病人一兩千毫升的鮮血。
看著那些因為延誤輸血而死去的年輕生命，Allgöwer 和 Burri 坐在滿是病歷的辦公室裡苦思。他們發現，雖然血壓會騙人，但「心跳」不會。在血壓掉下來之前，心跳早就已經開始狂飆了。
有沒有一種方法，可以把這兩個互相矛盾的數字，結合成一個能放大危機的「警報器」？
他們想到了一個小學程度的數學：除法。
他們把病人的「心跳（Heart Rate）」除以「收縮壓（Systolic Blood Pressure）」，發明了重症醫學史上最著名的 Allgöwer & Burri's Shock Index（休克指數，簡稱 SI）。
這是一個多麼優雅且暴力的算式。
正常人的心跳大概是 60 下，收縮壓是 120。60 除以 120，休克指數是 0.5。這代表歲月靜好，天下太平。 如果一個病人，心跳來到 100，血壓還是 100。單看血壓似乎還行，但 100 除以 100，休克指數來到了 1.0。
在 Allgöwer 的眼裡，當指數大於 0.9，甚至大於 1.0 的那一刻，人體的代償防線就已經被撕裂了。這意味著病人體內至少已經流失了 20% 到 30% 的血液。那個看似正常的血壓，只不過是死神降臨前，最後的一層窗戶紙。
這項發明在一九六七年發表後，徹底改變了急診與創傷醫學的遊戲規則。
休克指數最偉大的地方在於，它「什麼都不需要」。它不需要抽血，不需要等待實驗室報告，不需要像我們後來在加護病房裡使用的 Swan-Ganz 導管那樣把管子插進心臟。它只需要醫生的一根手指頭（量脈搏），和一個最傳統的水銀血壓計。
在戰場上、在荒郊野外的救護車上、在資源匱乏的偏鄉小診所裡，任何一個醫療人員，只要會做簡單的除法，就能在一秒鐘內看穿病人的生死底牌，決定是否要立刻呼叫直升機或啟動大量輸血協定（MTP）。
在診間或加護病房坐久了，面對現在各種眼花撩亂的超音波、連續性心輸出量監測儀器，有時候你會覺得，醫學的高科技反而讓人迷失了方向。
但每次遇到複雜的休克病患，我在腦海裡第一個反射動作，依然是默默把他的心跳除以血壓。
Allgöwer 與 Burri 沒有發明多麼深奧的化學機制，他們只是在半個世紀前，極度溫柔且敏銳地聽懂了身體的求救訊號。他們用一個簡單的除法告訴後輩醫師：在醫學的世界裡，不要只看見數字的表象；有時候，那些被掩蓋在「正常」底下的脆弱與掙扎，才是我們真正該去拼命搶救的戰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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