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內分泌科或腎臟科的門診裡，開立胰島素大概是我們最日常的動作了。
看著病人稍微偏高的糖化血色素，我們會熟練地微調劑量，然後像個老朋友一樣，半哄半騙地勸他們少吃點精緻澱粉、多去公園走走。現在的糖尿病，是一個可以與之和平共處的慢性病。
但如果你把時間倒轉回一九二〇年代之前，當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被診斷出第一型糖尿病時，診間裡的空氣是會瞬間結冰的。在那個沒有胰島素的年代，這張診斷書，就是一張不折不扣的死亡證明。孩子們會無止盡地口渴、瘋狂地排尿，身體因為無法利用糖分，只能燃燒脂肪，最後在瀰漫著爛蘋果味的酮酸中毒（DKA）中，痛苦地陷入昏迷與死亡。從發病到離世，通常撐不過一兩年。
在那個連上帝都束手無策的黑暗時代，有兩位美國醫師，決定用一種極度極端的方式，來對抗這個必死的命運。
第一位是位冷酷的科學家：Frederick Allen。
Allen 醫師堅信一個生理學理論：既然病人的胰臟已經衰竭，無法處理食物，那麼唯一的活路，就是「不要吃」。他發明了醫學史上著名的「飢餓療法」（Starvation diet）。
這不是我們現在流行的什麼斷食瘦身法，這是一場真正與死神的肉搏戰。Allen 嚴格限制病人的熱量攝取，有時一天只給不到四百大卡，甚至只准喝兩次清湯和黑咖啡。
如果你走進 Allen 的病房，你會看到一幅宛如人間煉獄的景象。病床上的孩子們瘦得只剩下皮包骨，雙眼凹陷，虛弱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。
這裡有個令人心酸的「冷知識」。因為病人實在太餓了，有些孩子會偷偷溜去偷吃病房盆栽裡的鳥食，甚至啃咬牙膏。為了貫徹治療，Allen 醫師有時不得不把病人鎖在房間裡。當時的醫學界對他非常不諒解，覺得他簡直是個虐待狂，只是把「死於糖尿病」變成了「死於營養不良」。
但 Allen 知道，他這是在買時間。他在賭，賭科學界總有一天會找到那個能處理糖分的神秘物質。
而在同一時期的波士頓，另一位名叫 Elliott Joslin 的醫師，也採用了類似的嚴格飲食控制，但他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溫柔方式。
Joslin 醫師是個超級「數據控」，同時也是個充滿熱忱的教育家。他不像 Allen 那樣把病人當成實驗室裡的數據，他把病人當成對抗疾病的「合夥人」。
Joslin 每天在病床邊喋喋不休地教導病人。他教他們怎麼用本生燈和試劑去測量自己尿液裡的糖分，教他們怎麼精算每一口食物的重量。他留下了一句醫學史上最著名的名言：「那個懂得最多的糖尿病患者，活得最久（The diabetic who knows the most lives the longest）。」
他甚至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糖尿病患的長期追蹤名冊。他把病人的體重、尿糖、飲食記錄得鉅細靡遺。他堅信，只要用知識把病人武裝起來，讓他們學會自我管理，生命就能稍微延長一點。
這兩位醫師，一個用殘酷的紀律，一個用溫柔的嘮叨，硬生生地把一群骨瘦如柴的糖尿病患者，維持在一種「餓不死，但也活不好」的極限狀態。
直到一九二二年，奇蹟降臨了。
加拿大的 Banting 和 Best 終於成功從狗的胰臟中提煉出了胰島素（Insulin）。當這種混濁的液體被送到美國的病房時，醫學史上最震撼的一幕發生了。
那些在 Allen 和 Joslin 病房裡，已經瘦成骷髏、陷入重度昏迷、甚至已經準備好棺材的孩子們，在被打入胰島素的幾小時後，奇蹟般地睜開了眼睛，從死神手裡坐了起來。他們開始討東西吃，他們乾癟的臉頰在幾週內重新長出了肉，他們……復活了。
在診間裡坐久了，有時候你會覺得，醫學這門科學，其實是由無數的眼淚與無奈鋪成的。
我們現在總把糖尿病的功勞歸給發明胰島素的科學家，但我們不該忘記 Frederick Allen 和 Elliott Joslin。在那個連一絲曙光都看不見的漫長黑夜裡，是他們承受著被指責殘忍的罵名，用近乎絕望的飢餓與嘮叨，死死地拽著病人的手，不讓他們掉下懸崖。
他們沒有發明神藥，但他們為那些孩子，守住了看見奇蹟的最後一口氣。而 Joslin 醫師留下來的「病患衛教」與「嚴格控制」的觀念，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，依然是我們在門診裡，對抗這場百年戰役最堅實的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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